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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与人俱贬,人亡石尚存。
却怜坚重质,不减浪花痕。
满酌中山酒,重添丈八盆。
公兮不归北,万里一招魂。
首联“石与人俱贬,人亡石尚存”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,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。诗人从“石”入手,自然浑成。石存人亡的衬托,突现了苏轼的不幸。当年,苏轼被贬南方,这块心爱的玩石,随其同往,可谓同病相怜;而如今人去石存,大有人不如石之慨。而赞美“石”质的“坚”与“重”,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。苏轼一生,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,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。石随人贬,一个“俱”字,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。更伤感的是,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“不闻”而“尚存”,雪浪斋还可重新“葺治”,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,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。
中间两联承“石尚存”生发。“坚重质”既是写雪浪石,又是苏轼的象征。苏轼一生爱石,在于石具有“震霆凛霜我不迁”的“节概”,也就是诗人所说的“坚重质”,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。颈联隐括苏轼《雪浪石》诗和《雪浪斋铭》入诗,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。“满酌中山酒”,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“老翁儿戏作飞雨,把酒坐看珠跳盆”。“重添丈八盆”,是说要重做“玉井芙蓉丈八盆”以盛装雪浪石。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。
尾联承“人亡”。“不归北”,语意双关,既指苏轼卒于常州,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,决意“不归北”。苏轼本来“已决计从弟之言,同居颍昌”,但行至真州,“颇闻北方事,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,今已决计居常州。”所谓“北方事”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,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。苏轼为“省力避害”,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。不料突然卒于常州,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,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。
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,它睹石思旧,借物写人,以“贬”字领起全篇,以“亡”字,贯穿始终,层层递进,环环入扣,诗中无一“哀”字,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