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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雎至秦,王庭迎,谓范雎曰:“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。今者义渠之事急,寡人日自请太后。今义渠之事已,寡人乃得以身受命。躬窃闵然不敏。”敬执宾主之礼,范雎辞让。
是日见范雎,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。秦王屏左右,宫中虚无人,秦王跪而请曰:“先生何以幸教寡人?”范雎曰:“唯唯。”有间,秦王复请,范雎曰:“唯唯。”若是者三。
秦王跽曰:“先生不幸教寡人乎?”
范雎谢曰:“非敢然也。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,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。若是者,交疏也。已一说而立为太师,载与俱归者,其言深也。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,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。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,是周无天子之德,而文、武无与成其王也。今臣,羇旅之臣也,交疏于王,而所愿陈者,皆匡君臣之事,处人骨肉之间。愿以陈臣之陋忠,而未知王心也,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。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,知今日言之于前,而明日伏诛于后,然臣弗敢畏也。大王信行臣之言,死不足以为臣患,亡不足以为臣忧,漆身而为厉,被发而为狂,不足以为臣耻。五帝之圣而死,三王之仁而死,五伯之贤而死,乌获之力而死,奔、育之勇焉而死。死者,人之所必不免也。处必然之势,可以少有补于秦,此臣之所大愿也,臣何患乎?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,夜行而昼伏,至于蔆水,无以饵其口,坐行蒲伏,乞食于吴市,卒兴吴国,阖庐为霸。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,加之以幽囚,终身不复见,是臣说之行也,臣何忧乎?箕子、接舆,漆身而为厉,被发而为狂,无益于殷、楚。使臣得同行于箕子、接舆,漆身可以补所贤之主,是臣之大荣也,臣又何耻乎?臣之所恐者,独恐臣死之后,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,是以杜口裹足,莫肯即秦耳。足下上畏太后之严,下惑奸臣之态,居深宫之中,不离保傅之手,终身闇惑,无与照奸,大者宗庙灭覆,小者身以孤危。此臣之所恐耳!若夫穷辱之事,死亡之患,臣弗敢畏也。臣死而秦治,贤于生也。”
秦王跽曰:“先生是何言也!夫秦国僻远,寡人愚不肖,先生乃幸至此,此天以寡人慁先生,而存先王之庙也。寡人得受命于先生,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。先生奈何而言若此!事无大小,上及太后,下至大臣,愿先生悉以教寡人,无疑寡人也。”范雎再拜,秦王亦再拜。
范雎初见秦王,既不像初出茅庐时的苏秦那样锋芒毕露,也不像已为秦相时的张仪那样咄咄逼人,而是谨言慎行,唯唯再三,欲言又止。这是为什么?
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,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。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,正如他所说“交疏言深”,这时,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,秦王喜欢听什么,想要干什么,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。因此,他必须先加试探,察言观色。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、穰侯为首的“四贵”。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,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。范雎明白,若稍有不慎,就会“今日言之于前,而明日伏诛于后”,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,范雎能不顾虑吗?所以他吞吞吐吐,疑虑重重,回环往复,拖拖沓沓,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,援他况己,旁敲侧击,铺张扬厉。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,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,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;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。在“何患乎”“何忧乎”、“何耻乎”的层层叙述中,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,甚至表示“臣死而秦治,贤于生也”,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。这段说辞,淋漓酣畅,委婉周密,恳切动听。终于瞅准时机,于云山雾罩之中微露真意:“足下上畏太后之严,下惑奸臣之态,居深宫之中,不离保傅之手,终身暗惑,无与照奸。大者宗庙灭覆,小者身以孤危,此臣之所恐耳。”这段话说白了就是:你的处境危如累卵,有了我你才会安然无恙。表面上是强调秦王与秦国的危险,实际上是为自己能得到重用作铺垫。这就是谨慎精明、老练的范雎,一个不同于一般纵横家的辩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