箕子碑

  凡大人之道有三:一曰正蒙难,二曰法授圣,三曰化及民。殷有仁人曰箕子,实具兹道以立于世,故孔子述六经之旨,尤殷勤焉。

  当纣之时,大道悖乱,天威之动不能戒,圣人之言无所用。进死以并命,诚仁矣,无益吾祀,故不为。委身以存祀,诚仁矣,与亡吾国,故不忍。具是二道,有行之者矣。是用保其明哲,与之俯仰;晦是谟范,辱于囚奴;昏而无邪,隤而不息;故在易曰“箕子之明夷”,正蒙难也。及天命既改,生人以正,乃出大法,用为圣师。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;故在书曰“以箕子归作《洪范》”,法授圣也。及封朝鲜,推道训俗,惟德无陋,惟人无远,用广殷祀,俾夷为华,化及民也。率是大道,丛于厥躬,天地变化,我得其正,其大人欤?

  呜乎!当其周时未至,殷祀未殄,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,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,武庚念乱以图存,国无其人,谁与兴理?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。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,其有志于斯乎?

  唐某年,作庙汲郡,岁时致祀,嘉先生独列于易象,作是颂云:

  蒙难以正,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,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,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,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,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,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,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,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,卒为世模。易象是列,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,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,继在后儒。

译文一

  凡是有德行的人遵从的道理有三种:第一是纠正人违法作乱。第二是把大道传授于圣人。第三是教化万民。在殷朝时有一位仁人叫箕子,他实实在在地具备了这三道,以大德行立于世上。所以孔子在叙述六经的要旨大意时,尤其殷勤。

  在殷纣王之时,大道逆乱,上天的震怒不能引起人们警戒,圣人的言论无所用处。臣下拼死进谏,把己身的生死置之度外,诚然是仁者的作为了,但无益于殷朝的社稷祭祀,所以不这样做;委曲求全,以保存殷朝的祭祀,诚然是仁者的所为了,但是亡国的预兆很明显,所以不忍心去这样做。这两条路,都有人行了。这样的作为,是保其贤明,与世俗人一同俯仰曲伸,隐藏自己的谋略,在奴隶中间受凌辱。虽然卑微不得意,但也不肯乱来;虽然颓废失落,但忠心不熄灭。所以《易》上说:“箕子不敢显露自己的明智。”这就是蒙受苦难而能坚持正道。等到天命已经改变,百姓已经走上正轨,就拿出大法《洪范》以传授圣人,周公旦得依此法序次伦常,后来设立大典章制度。所以《书》说:“箕子归来作《洪范》。”这就是把大道传授圣人。到了周朝封箕子于朝鲜地方,他顺应大道,教育感化俗人,德行无论大小,人群不论亲疏远近,光大殷朝的祭祀,使得夷狄蛮荒变为中华,这是教化万民呢。这些大道聚集于箕子一身;天地之变化,箕子独得其正气,这真是有大道德的人了!

  唉!当周朝还没有建立,殷商还没有灭亡的时候,殷商大臣比干已死,微子也已离去。假如殷纣还没有恶贯满盈,竟然自毙,纣王之子武庚忧虑乱世,图谋保存殷朝,此时国中没有贤明之人,谁能辅佐治理呢?这是人事中或者有的吧。但箕子先生隐忍受辱为奴,也许是有志于此么?

  唐朝某年,建箕子庙于汲郡,岁岁祭祀,钦佩先生独自列入《易》卦象之中,所以我作了这篇颂词:

  “蒙难以正,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,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,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,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,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,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,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,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,卒为世模。《易》象是列,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,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,继在后儒。”

译文二

  一般说来,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原则有三个方面:一是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;二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典传授给圣明的君主;三是使人民受到教化。殷朝有位贤人叫箕子,确实具备这三方面的德行而在世上立身行事,因此孔子在概述“六经”的要旨的时候,对他特别重视。

  在殷纣王那时候,大道背弃,政治混乱,天威显示不能加以制止,圣人的教诲毫不起作用。牺牲生命以便维护天命国运,确实是一种“仁”德,只是不利于家族的延续,因此箕子不去这样做;委身降顺以便保存自己宗庙的奉祀,确实也是一种“仁”德,只是参与灭亡自己的国家,故而他也不忍心去做。上述这两种办法,已经有这样做的人了。因此他便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,随顺适应这混乱的世道;隐藏自己的见解和主张,在囚犯奴隶中受屈辱;貌似糊涂却不去做邪恶之事,形同柔弱而却自强不息。故而在《易》中说;“箕子能做到韬晦。”这就是蒙受危难而能保持正直的品德啊。等到天命更改了,人民得到了公正和安定,于是便献出治国的大法,因此成为圣君的老师,使周朝的人们能根据这些法则来调整伦理道德。创立典章制度。故而在《书经》中说:“因召回了箕子而写成了《洪范》。”这便是将治理天下的法则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啊。等到被封在朝鲜,推行道义来训化民俗,使德行不再鄙陋,人民不再疏远,以便发展推延殷朝宗绪,使外夷变为华夏,这便是使人民受到教化啊!所有这些崇高的品德,都集中在他的身上,天地变化发展,自己能获得其中的正“道”,难道不是伟大的人吗?

  啊!当那周朝的时运尚未到来,殷朝宗庙的香火还没灭绝,比干已经死掉,微子也已离去,假如纣正做恶还不算多而自己死去,武庚能为暴乱而忧虑并力图保存社稷,国中要是没有箕于这样的人,谁和武庚一起使国家复兴并加以治理呢?这也是人事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啊。这样来看箕子能忍辱含屈到这种地步,莫非正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?

  唐朝的某一年,在汲郡修建了箕子的庙宇,逢年遇节便祭祀他。我敬慕先生被特别地列为《易经》中的卦“象”,便写了这篇颂:

  蒙难以正。授圣以谟。宗祀用繁。夷民其苏。宪宪大人。显晦不渝。圣人之仁。道合隆污。明哲在躬。不陋为奴。冲让居礼。不盈称孤。高而无危。卑不可逾。非死非去。有怀故都。时诎而伸。卒为世模。《易》象是列。文王为徒。大明宣昭。崇祀式孚。古阙颂辞。继在后儒。

注释

①箕子:名胥余,商纣王叔父,因封在箕地,又称箕子。

②谟:谋划。范:法,原则。

③隤(tuí):跌倒。

④明夷:卦名,象征暗君在上、明臣在下,明臣隐藏起自己的智慧。

⑤彝(yí):常规。伦:人伦。

⑥《洪范》:相传为禹时的文献,箕子增订并献给周武王。

⑦殄:灭绝。

⑧向使:如果。未稔:没成熟,没达到顶点。

⑨武庚:名禄父,纣王子。周武王灭商,封武庚以存殷祀。武王死,武庚与管叔蔡叔反叛被杀。

⑩颂文,即从“蒙难以正”至结束“继在后儒”处,《古文观止》未录“颂”。本百度百科版本按足本全录,作品选自《柳宗元集》(中华书局1979年版)。

箕子碑创作背景

  柳宗元因参加王叔文集团,实行政治革新而获罪,被贬滴到荒远的边郡为官,他的遭遇与商代贤者箕子的遭遇有类似之处。因此,这篇碑文是借赞美箕子来寄托自己的信念和抱负的。文章虽以议论为主,但行文中却蕴含着深厚的感情和无限的感慨。

参考资料:

1、卫绍生.柳宗元集.中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10:96

  《箕子碑》全文选自《柳河东集》,碑文部分选自《古文观止》第六卷,是作者为箕子庙写的碑文。

  作者在文章开篇鲜明地提出了品德高尚的人立身处世的三个要点,然后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阐述:要蒙受苦难、坚守正道;把法典传授给明君;将教化施及人民。即: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立身处世的三个标准:一、正蒙难:要蒙受苦难,坚守正道。二、法授圣:要把法典传授给明君;三、化及民:将教化施及人民。殷商有仁人叫箕子,立身处世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。

  第二段,逐条用人物的行为来加以对照阐述。箕子所处的时代,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,武王灭商,他带着商的祭器降周,周公灭武庚后,封微子启于宋,保存了商宗族。而箕子劝谏无效,于是佯装疯癫,结果被囚禁起来。所以《易经》卦象说:“箕子之明夷。”“明入地中”,象征明臣在下,暗主在上,明臣不敢发挥自己的才能。这就是“正蒙难”。箕子和比干、微子并称为“商末三仁”,但他采取的是他认为最可取的方式。

  第三段,作者认为箕子在比干已死,微子已去时,采取了装疯卖傻的隐忍方式,是一种明智之举。如柳宗元在碑文的结尾说到箕子隐忍图存,指出了箕子的本意,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之情。文章高度赞颂了箕子既忠贞又富有智慧,忍辱负重,辅助圣王建立国家典章制度,推崇教化治理人民的重大业绩。结尾说到隐忍图存,指出了箕子的本意,表示了对箕子的崇敬心情。

  该文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政治处境和心情概况。

柳宗元

柳宗元(773年-819年),字子厚,唐代河东(今山西运城)人,杰出诗人、哲学家、儒学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著名作品有《永州八记》等六百多篇文章,经后人辑为三十卷,名为《柳河东集》。因为他是河东人,人称柳河东,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,又称柳柳州。柳宗元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,并称“韩柳”。在中国文化史上,其诗、文成就均极为杰出,可谓一时难分轩轾。 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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